刘世锦：粤港澳大湾区可率先探索都市圈建设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4月8日6时左右，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1413415例。境外疫情呈加速扩散蔓延态势，世界经济贸易增长受到严重冲击，我国疫情输入压力持续加大，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链恢复面临新的挑战。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南方经济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刘世锦认为，短期经济政策要对症下药，集中于“恢复”、“救助”“避险”，着眼点、立足点要从刺激政策转向结构性潜能，今后五到十年，最大的结构性潜能是都市圈加快发展，特别是通过“圈”与核心城区的结构调整和再平衡，提升城市发展的空间、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

　　经济动力来自新的结构性潜能

　　南方日报：我国应如何应对当前的国际贸易形势？

　　刘世锦：短期经济政策要对症下药，集中于“恢复”“救助”“避险”。“恢复”就是把被疫情打断了的产业循环和经济秩序恢复起来。“救助”是帮助那些处境艰难、甚至日子过不下去的企业和个人，重点是中小企业和低收入人群。“避险”就是防控经济中已有结构性矛盾可能引起的风险，防止老矛盾引出新问题。

　　货币政策应注重两个目标，一是经济运行保持充足的流动性；二是适度降低融资成本。财政政策应致力于纾困，通过减免税费降低中小企业的固定成本，对疫情冲击大的群体、低收入群体，特别是无工作即无收入的人群，可以采取直接发放货币补贴的方式。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新基建对稳经济的作用？

　　刘世锦：作为新基建主体的数字基建与老基建在技术属性、投资方式和运行机制上有明显区别。

　　首先，数字基建基本上不是公共产品，是企业经营的商品，而老基建大部分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其次，主要由企业投资而非政府投资建设，要讲究投资回报；再次，新基建大都是成长中的新技术，投资风险更大。

　　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不论是短期内应对疫情冲击稳增长，还是未来一个时期保持中速增长，着眼点、立足点都应转到结构性潜能。从空间角度看，今后五到十年，最大的结构性潜能就是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

　　建设绿色都市圈实现大城市转型升级

　　南方日报：您认为，下一阶段的城市化有哪些特点，带来哪些机遇？

　　刘世锦：近几年城市化进程的突出特点是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向一线城市、几大经济圈和内地若干中心城市集聚，既包括农村进城，更多的是由其他城市转向中心城市。

　　中国的城市化率还有上升空间。我们正面临着持续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与既有城市结构性矛盾之间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加快建设都市圈是一个必然选项。

　　南方日报：和单个的超大型城市相比，都市圈建设对拉动经济增长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刘世锦：所谓都市圈，就是在一小时通勤圈，或已有核心城市周边50-70公里左右范围内发展起一批小镇或若干小城，相互连接后形成新的城市网络体系。

　　其一，从增长动能看，小镇小城需要新建改建大量居民住宅、公共基础设施，小镇小城之间用轨道交通等连接，产业聚集的小镇小城也要有制造业投资，都会形成可观的需求增长空间。其二，产业结构将会在空间调整重组。对成本敏感的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企业转至都市圈的小镇小城，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亦可继续分享城市专业化分工体系的好处。都市圈的产业布局将有明显地域专业化、集中化特色。其三，人口就业居住结构也会发生重要改变。城市核心区相当数量已退出一线工作岗位的老龄化人口可转至小镇小城，并形成养老特色的新社区，都市圈的小镇小城可吸收大量农村进城和其他城市转入的人口。最后，在技术进步、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这一轮都市圈发展应该也完全可以不重复发达国家的老路，从城市规划、能源、交通、建筑到各类产业发展，都可以采用绿色发展的理念、技术、工艺、材料、设备、方法等，如无废城市、海绵城市、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被动式建筑、新型空调等。还可积极探索生态资本服务价值核算方法，使之可度量、可货币化、可交易。

　　概括地说，都市圈发展通过疏解核心城市的结构性矛盾、扩展城市化空间，小分散、大集中，实现大城市超大城市的转型升级，通过“圈”与核心城区的结构调整和再平衡，提升城市发展的空间、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

　　都市圈建设将提供更多增长动能

　　南方日报：回到现实来看，都市圈建设面临不少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和政策方面的阻力与约束，您认为应该聚焦哪些领域谋划发力？

　　刘世锦：都市圈建设需要在六个方面深化改革、调整政策。

　　首先，加快大城市城乡接合部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土地管理法已对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开了口子。宅基地流转目前仍限于集体组织内部，而真正的需求是在外部。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才能真正保护农民利益。第二，优先完善都市圈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过去长时期内，我们把农村土地作为农民安身立命的最后屏障，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完全可以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替代，把稀缺的土地资源解放出来，实现高效率的配置利用。第三，以强有力的制度政策措施防范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可对一定级别的党政领导干部在城乡接合部的房屋交易行为实行严格审查制度，增强透明度和社会监督。第四，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改革转型。要完善乡村基层民主选举制度，认可并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提高透明度，加强监督监管，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行政管理职能也要适当分开。第五，国土空间规划形成机制也要改革、创新、完善。空间规划很重要，定下来就要执行，要有权威性和强制力，规划的调整和纠错机制也不可缺少。关键一点是，规划不能无视而要尊重来自市场、社会和实践的信息。第六，创新都市圈建设的体制机制政策。建议试行区带镇体制，即核心城市的一个区，带都市圈若干个镇，发展目标、责任、权利、利益都捆绑在一起，所带镇创造的GDP、财政收入、就业等，都算到区的名下；区所辖核心城区内需要疏解的功能，可优先转到所带小镇；同时区也要利用各种资源推进所带镇的规划、建设和运营，逐步形成有活力、有创造力、可持续的发展机制。

　　南方日报：在疫情全球蔓延的形势下，应该如何推进都市圈建设？

　　刘世锦：如果相关条件基本具备，与发展方向契合的改革措施也可以成为快变量，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改革措施所激发的增长动能不仅体量更大，而且效率更高、可持续性更强。

　　在此意义上，可以考虑推出建设都市圈的一揽子改革发展计划，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持续流入、发展潜能大的大城市或城市群，加快制定或修订都市圈建设规划，并尽早公布，以提振信心、稳定预期；开工建设一批前期准备充分的都市圈轨道交通、通信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制定规划，并着手分期建设主要面向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进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推动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选择若干小镇，开展核心城市老龄人口下乡养老社区建设试点；引导、鼓励核心城市内相关制造业、服务业企业疏解至都市圈低成本区域，逐步形成核心竞争力突出的专业化小镇；加快都市圈小镇小城的基本公共服务和配套商业服务设施建设；调整人口管理政策，为外来人口在都市圈小镇小城安居乐业、就业创业营造有利环境；推动与建设都市圈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可选择粤港澳大湾区和发展潜力大的省会城市作为都市圈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率先突破，取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初步估算，都市圈建设每年能够为全国经济提供至少0.5到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不仅为应对疫情冲击，更重要的是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南方日报记者 王彪）

（编辑 谢伟东）